论断双屿港在舟山六横 终结“Liampó”百年之争（下）
贰 双屿港探寻的历史简述
1548年，这个因海禁兴起的国际自由贸易中心，因明廷政治经济背景现状特定因素，由谢家血案事件引发，而被朱纨督军扫平，填塞双屿港，驱散中外私商，一个国际自由贸易中心顿时被毁成废墟，在历史尘封中掩埋。双屿港似乎也在“抗倭”的历史演说中销声匿迹，在浪涛中流失曾经的热闹。
然而真实的历史总是无法被掩埋的。双屿的名称来源及其地点范围这些问题引发许多学者进行过大量的探索，最早注意并研究此事的学者当属王国维的老师和同事、为中国的近代科技发展作出过贡献的日本学者藤田丰八。 20世纪初，他的《葡萄牙人占据澳门考》第五章《侨居宁波之葡人侨居地来航及其被逐年代》就提到了双屿港，并称之为“16世纪的上海”。自此研究者承前启后，求索不止。一百多年来多少学者专家、志士仁人为还原历史的真相而努力，周景濂、张天泽、方豪、张增信、林仁川、徐明德、金国平、张正春、唐锋、王慕民、施存龙、龚缨晏、杨靖、徐静波、贝武权等等难以一一尽数。他们在尘封的历史中搜索寻找，争论鉴别，依据认定，留下了可贵的足迹。当然由于研究者各持广州说、宁波港道说、象山说、大茅说等观点，或者模棱两可没有结论，自然对国际海上自由贸易中心的“Liampó”也各持异议，一直争论不休，没有定论。就在这样论证中步步探进，近些年来，史学界渐渐达成共识，双屿港就在舟山群岛的六横一带。六横岛正处于我国海岸线中段，南北集中地，是一个天然避风良港。其交通便利，面朝太平洋，与日本、琉球等非常近，背靠富足的江浙地区，因此选择在这里进行贸易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据考证，最初的贸易有点像自由市场的性质，后来才慢慢形成规模，逐渐在此建立了全球性的贸易中心。
1996年，蒋文波主编的《六横志》中首次提出了双屿港内葡人居留地的具体地点。
进入到新千年，随着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深入，作为双屿港归属地的舟山，充分利用地域优势，结合实地考察，对于双屿港的研究和探索发展更是跨越式的突进。
2009年4月，舟山市文化部门组建考古联队水陆并举展开前期调查勘探。对六横及周边小岛进行了全方位、多层面的考古调查勘探。有基于此，贝武权提出“双屿港是一个包括葡萄牙人、日本海盗浪人和闽浙商团等在内的港口复合群体，即多元港口”理论假设。
为了更好更有效地研究双屿港历史文化，挖掘内涵，回馈当今六横功能区的开发建设，经过一年多的准备，2010年12月13日，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普陀区政府和六横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共同发起成立了“舟山市双屿港历史文化研究会”。
2015年11月初开始，舟山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普陀区六横岛开展田野考古调查，重点寻找16世纪上半叶，航海大发现后葡萄牙人于六横岛开辟贸易港口，形成东亚贸易圈的历史遗迹，以多角度挖掘舟山群岛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体系中的文化内涵，收益良多。
但是，虽然在双屿港的有关方面取得了基本的共识，但实证性考据研究遭遇史料匮乏的瓶颈，从港口遗址到规模等诸多问题上均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诸如“16世纪葡萄牙人在六横的居留地等海交史迹到底在哪里”等依然有待解谜。
叁 百年论争“Liampó”呈示真貌
“Liampó”就是指葡萄牙人在中国最早的贸易根据地。也就是葡萄牙人在六横的居留地。2013年，贝武权在数年田野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撰成《16世纪葡萄牙人居留地——双屿Liampó考》（发表在2013年第69期《澳门研究》）一文，指出“双屿山”、“双屿港”的历史和现实存在，考证16世纪葡萄牙人居留地的可能性位置。而今贝武权和金国平的《从双屿门到澳门·<浙江省沿海图说>揭开“双屿港”面纱》则以可信的史料依据，确立了双屿港在舟山六横的论断，准确定位了“Liampó”。
该文在对明朝相关史料的充分对照分析基础上，结合外文表述的一些情况，并根据荷兰人林旭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1563-1611）于1595年出版的《葡萄牙人向东方航行水路志》中“……双屿港（Eylanden van Syongicam）的上述两个岛屿位于29 2/3度处，延伸至31度。两岛之间的航道不净，因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遇到礁石和暗礁。水流湍急，因此，在遇到来自其它水道及水口的水流时，必须注意制定穿越的航线。为了安全通过，必须尽量避免与任何上述岛屿碰撞……”等记述内容，认为“在葡萄牙人的认知中，也存在着两个双屿港：狭义的双屿港，指双屿山之间的水道；广义的双屿港则是指双屿山附近水道向北延伸到北纬31度的广阔海域和港湾，涵盖如今意义上的双屿港（宁波－舟山港），包括崎头角”。又对照各种地图，推知“双屿门”和“双屿港”是指同一区域的航门和航道。虽汉语无复数表达形式，但“双屿山”是复数概念——互相对峙的两个岛屿。所以葡萄牙人将“双屿山”译称“ilhas de
Lia~poo”，“双屿港”则直接用音译“Syongicam”。也就是说“Liampó”是指双屿，双屿即为来华葡萄牙人最初聚居之地。
对于葡萄牙人在双屿的居留地的规模，现在大多是根据葡萄牙人平托（Fernando
Mendes Pinto）所著的《远游记》所述的“房屋逾千……有两所医院，一座仁慈堂………六七座教堂……”来感知的。然而《远游记》实属散文性的游记文学，不是正规的历史记载，所以可以有作者的想像、希望、愿景的描写。单单只有这样的记述是不足为据的，因为在其它史料中，并未有见到类似的记载。其他有过双屿经历或听闻的，“不管是克鲁斯说的越冬地，还是邓钟说的渡夏地，抑或是卡尔万说的‘宁波城’（指双屿），都未见如此这般双屿辉煌之描述。并且从他们的文意中我们读出，‘双屿’仅仅是葡萄牙人的临时居留地，或者称之为贸易据点。 ”而“耻辱柱”是葡萄牙市政组织的标志，没有这一构建，也就是说双屿不存在任何时政结构。而朱纨在荡平双屿港后，报告朝廷说的“将双屿贼建天妃宫十余间、寮屋二十余间、遗弃船只二十七只，俱各焚烧尽绝”可能就是葡萄牙人居留地的实际规模。贝武权如是说。
这样，《浙江省沿海图说》和英国海军图具有官方性质，令其权威性不容置喙。图说“……东有小山曰双屿，因名双屿港……”是考证双屿地望为“上、下双峙山”的直接证据。而西文数据“Liampó”、“Syongicam”皆指向“上、下双峙山”之间的双屿港，表征中外史料的一致性，足资佐证。
于此，双屿港的神秘面纱已揭开，16世纪葡萄牙人居留地“Liampó”百年之争，将画上句号。这是双屿港研究的又一次突破。当然，我们对于双屿港历史文化的研究考察和利用开发，还任重道远。
转载《舟山日报》2016年4月21日。作者 汪国华 天健